全国政协常委 王志刚 黄 卫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亟须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建议：
在研究内容上，关键是提出真正的科学问题。问题可以从自由探索的好奇心来，更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在组织方式上，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既要鼓励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更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夯实发展和安全根基。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在人才队伍上，要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青年科技人才是科技的未来，必须注重发挥青年人才的创新性思维作用。在科研环境上，好的科研生态能够激发人潜心研究、“勇闯无人区”。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敢于质疑、宽松包容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要形成适应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评价体系，构建宽容失败、坐住坐稳“冷板凳”的科研环境。
在研究投入上，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完善稳定投入机制。继续稳步增加国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加大对优秀基础研究机构、团队和个人的长期稳定支持，加强对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在创新主体上，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坚和引领作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布局和协同作战机制。
加强生态环境科技支撑
全国政协常委 黄润秋
当前，生态环境领域科技还存在重大战略科技需求凝练不够、创新动力不足、成果应用导向不明、队伍力量分散、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
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科技体制。面向生态环境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要，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要求，加强相关领域科技建设。构建以基础研究为动力、以成果应用为导向的科技价值体系，重构基础研究、管理支撑、技术服务差异化评价机制。构建全国统筹的人员、资金、平台等资源调动机制，重构各创新主体的职责定位、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打造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一批突出的基础性重大问题。加快启动“科技创新2030—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突破跨区域、跨行业、跨介质复合污染治理的重大科技瓶颈。谋划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完整性恢复等重大科技工程，进一步夯实科学治污基础，提升精准治污效能。
坚持应用导向，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科技支撑。在蓝天保卫战方面，针对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综合防控的薄弱环节，重点突破碳污协同控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重点行业领域多污染物近零排放和治理技术等，支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在碧水保卫战方面，针对“三水”统筹，重点突破流域水生态系统精准诊断预测、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修复，绿色流域构建等技术，支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在净土保卫战方面，针对部分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持续累积，研发土壤绿色修复与安全防控、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及成套装备，支撑土壤安全利用和“无废城市”建设。
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引领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 李 卫（代表无党派人士界）
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引领能力。加快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成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领头羊”，可以重点从科技创新“动力源自哪”“创新依靠谁”“成果如何用”3个维度率先取得突破。建议：
营造良好政策生态，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让更多企业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加入创新活动中来。要大胆培养和使用企业战略科学家，支持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投身祖国科技创新事业，为企业科技创新注入更多的源头活水。
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培育行业发展新优势。支持和引导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强化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和输出供给。同时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的发现、汇聚、创造、转化和引领作用，系统梳理关键、重大、急迫领域的基础研究方向，凝练产业亟须解决的基础技术问题，推动成果转化，促进行业进步。
打造产学研用融合新模式，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大学、科研院所应在基础科研上发挥重要作用；科技领军企业要在聚力突破事关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上发挥主导作用，带动产业融合创新、融通发展。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直接面向应用场景的优势，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合作，快速推广科技创新成果，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大力推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
全国政协常委 邓蓉玲（代表农工党中央）
我国自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以来，自主研制了一批重大创新药物和临床急需药物，满足了人民群众重大疾病用药需求。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为此建议：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加强新靶点、新机制、新类型的创新药研发布局。生物医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所拥有的前沿引领技术应尽快与我国重大疾病治疗的重大需求相结合，与企业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建立协同攻关机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从“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向“以临床需求为源头”转化，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药物，在药物作用靶点、施用方式等方面力求新突破，催生颠覆性技术引发的疾病控制新方式。
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及产业链薄弱环节技术创新，解决产业链关键环节“卡脖子”风险。应组织企业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和相关优势企业解决关键试剂、分析检测仪器、制药装备与耗材等方面科技自立自强问题。打破信息孤岛，强化医研企的数据互通与交流合作，探索建立生物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研究机构、设备制造及材料企业等的协同攻关机制。
推动建立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应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友好的市场政策，构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与市场回报之间的双循环，推动有独门绝技特色、以科研人员创办为源头、通过风险投资支持创建的中小型生物医药公司快速发展，形成量大面广分布式的科技创新矩阵带，为生物医药整体行业提供技术服务与技术产品。
推动工业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 赖 明
近年来，我国加强有组织科技攻关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多项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还有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仍然不能“为我所有”，一方面是硬件“卡脖子”问题还很突出，另一方面是部分核心工业软件存在受制于人的困境。为此建议：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突出优势，集合精锐力量、集中宝贵资源开展协同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以求取得重大突破，在下大力气攻克硬件“卡脖子”难题的同时，下苦功夫解决工业软件问题。
高度重视工业软件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明确我国工业软件发展阶段、找准发展方向、厘清发展差距，凝聚发展共识，坚定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工业软件发展道路。
优化工业软件专项发展规划，制定工业软件发展“施工图”，做好工作计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重点加大核心工业软件研发力度；创新“保险补偿+可替代目录”等制度，在国资国企和重点领域优先部署应用，鼓励企业多用、坚持用，促进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更新迭代、优化升级。
完善并落实相关政策。允许工业软件企业比照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和进口关税最高优惠政策，将工业软件纳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范围。整合力量，由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牵头、链主企业主导，与科研机构和供需企业协同攻关，分类研发重点产业链工业应用软件，加速自主创新和国产化进程。
深化改革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政协常委 王 路
目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和考评机制仍存在科研资源配置不聚焦、不合理，科研成果评价排名过度依赖SCI核心期刊发文数量等问题。建议：
遵循科研规律，改革科研管理机制。科学制定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路径，出台针对性举措，解决科技人才评价“重学历轻能力、重资历轻业绩、重论文轻贡献、重数量轻质量”等现象。除国家集中组织的重大战略项目及“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外，对企业牵头的常规科研项目实施“注册备案制”，探索将科研管理方式从“前端立项投入”向“评审结项采购”过渡，对备案的科研项目按阶段进行管理，让科研人员在立项时就能够获得基本研究经费，有进展时能够获得后续资助，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后能够获得超额奖励。
创新评价方式，健全科技评价机制。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等科技成果的不同特点和评价目的，分类制定科技成果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引导金融投资机构对科技成果进行市场估值、经济评价和投资，由垂直、封闭、定期的评价，向横向、开放、动态的模式转变，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评估架构，实现评估过程的独立、透明、公正、可溯。
突出创新贡献，完善分配激励机制。完善激励创新的分配导向，及时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科研领域国有资产管理政策规定，建立科技创新价值评估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促进重点科研人员薪酬与市场接轨。优化过程管理和长效评估机制，加强信息技术在科技项目立项、中期评审、结题验收和审计等科研管理流程中的使用，逐步扩大“经费包干制”的实施范围。多元化引导人力资本出资制度进入市场，在理念上认可科研经费包含研究者的脑力劳动价值，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本价值评估标准。
来源：人民日报